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的历史很长，但就现存刊本来看，宋元时代刊刻的小说还不多景逸策略，大量刊行小说是在明代。而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虞氏书坊刊刻平话，到明代正德六年（1511）杨氏清江书堂翻刻《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一百余年间建阳书坊少有小说刊本传世。
与明代小说发展潮流相一致，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兴盛于嘉靖以后。根据笔者统计，明代建阳刊小说版本至少有131种[1]，其中绝大多数刊刻于万历和万历以后。
明代小说兴盛于嘉靖以后，这一发展状况固然是由小说创作的情况所决定的，但我认为与建阳书坊有很大关系。因为明代前期建阳书坊刻书占市场份额很大，建阳书坊的刻书与经营状况对于图书的市场流通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明代小说的传播也受此影响。
从文本流传来看，明代前期小说编撰和传播的主流显然是文言小说。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的《剪灯新话》在文人圈中影响极大，此后仿作很多。
明代前期广为流传的另一类文言小说是以元代《娇红记》为发端的中篇传奇，到嘉靖时期至少已出现十几部。这两类小说坊间多有刻本，传播相当广泛。此外，继承前代传统，明代前期更有大量的文言小说集、文言小说丛钞等选编与传播。
然而，建阳书坊却很少刊刻文言小说，建阳书坊刻书似有明显的语体倾向。
宋代建安刻书中有《夷坚志》和《类说》，但属于官刻。宋元书坊所刻文言小说现存只有宋麻沙镇虞叔异宅刻印《括异志》十卷、元至正年间建安书肆雕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等不多的几种。
明代宣德正统间建阳知县张光启刊刻《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不久遭禁毁，建阳书坊迟至正德六年才有这两种小说的翻刻，但此后也未见重刊[2]。
此外，确证为建阳书坊刊的文言小说现存只有数种，即弘治十七年（1504）书林梅轩和江氏宗德书堂刻印雷燮《新刊奇见异闻笔坡丛脞》一卷，万历二十三年（1595）书林熊体忠宏远堂刻印明庄镗实辑《新刊列仙降凡徵应全编》二卷，书林陈应翔刻印唐牛僧孺撰《幽怪录》四卷、附李复言撰《续幽怪录》一卷，以及书坊承刻乐纯《雪庵清史》等。
就是在中篇传奇畅销、书坊争相刻印的万历年间，留存至今的建阳书坊刻书中也仅见双峰堂刊余象斗编《万锦情林》六卷、萃庆堂余泗泉刊《新刻增补全相燕居笔记》十卷。这在繁盛的建阳刻书中比例实在是很小的。
虽然现存刻本并不是当时刻书的全部，但与白话小说等其他类型刻书相比，就刻书的存佚概率来说，现存各类型刻书的比例基本体现当时刻书的大致情况。
建阳书坊很少涉足文言小说的刊刻，与书坊的读者定位有关。建阳书坊刻书就内容来说以普及为主，偏重于正经正史，特别多经史类普及读物，包括启蒙、科举辅助书，同时多刻与百姓日用密切相关的医书、通俗类书等。
元代以后开始刊刻白话通俗小说，面向下层民众这一普通读者阶层。文言小说使用文言叙事，大量插入诗词文赋，表现文人生活和文人的观念世界，充满文人情趣，与识字量少、关心自己市井经验的下层民众离得很远，不为市井大众所接受，因而，面向市井大众的建阳刻书也就很少留意这类小说。
但语体的选择只是建阳书坊小说刊刻状况的一个方面。因为明代前期也存在通俗小说的编撰和传播，从叶盛（1420-1474）《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的记载来看，当时书坊刊刻不少“小说杂书” [3]。而建阳书坊同样少有刊本。
那么，为什么明代前期建阳书坊很少刊刻小说呢？有人认为是刻书业不够发达的原因。事实上，元明之际的战火虽然烧毁了建阳书坊一些板片，但并没有毁灭性的打击。
明代前期，据顾炎武《钞书自序》，至于正统年间，“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 [4]。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太祖“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学校。上谕之曰……向尝颁与五经四书，其他子史诸书未尝赐予，宜于国子监印颁，有未备者遣人往福建购与之”[5]。
清代施鸿保《闽杂记》称：“麻沙书板，自宋著称。明宣德四年（1429），衍圣公孔彦缙以请市福建麻沙版书籍咨礼部尚书胡滢，奏闻许之，并令有司依时值买纸雇工摹印。”[6]
明代嘉靖年间周弘祖《古今书刻》统计各地刻书，以福建最多，而福建又以建阳书坊最多，达367种，比南京国子监和各省都多。以私人之力统计必然不完全，但由此可见明代前期建阳书坊刻书之盛。
在如此繁盛的刻书中少有小说，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内外因，我认为影响建阳书坊明代前期刻书状况的因素首先在于官方的政策导向。
一方面，明初建阳书坊的地位很高，明代前期全国的科举应试之书多出于建阳书坊，书坊承接了许多官方委托刻书的任务。
如成化二十三年（1487），礼部尚书丘濬进呈《大学衍义补》一书，孝宗命“誊副本下福建书坊刊行”（孝宗弘治实录）卷七），丘濬《大学衍义补》最早的刊本即为弘治元年（1488）建宁府刊本。
成化十六年（1480），福建按察司佥事余谅请建阳书坊刻印丘濬辑《文公家礼仪节》八卷。当时福建巡抚、巡按以及建宁府、建阳县的官员、书院大量刻书，刻书地点多为建阳书坊。
建阳书坊的地位源于明王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元代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就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
明朝朱元璋推崇朱子学，洪武二年（1369）诏令天下立学，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今后务须颁降《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诰律典制等等书，课令生徒诵习讲解，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7]
这一政策对建阳书坊的发展非常有利，因为建阳是闽学中心、理学渊薮，是朱子一生讲学终老之地，而且建阳书坊刻书向来以儒家经典为主，自宋代以来就特别用力于科举考试用书，在读书士子中拥有广泛的市场。
当时官方还规定理学诸子后裔可优免徭役，万历《建阳县志》卷三“籍产志”之“赋役”载：“本县昔为先贤所萃之乡，故各家子孙俱得优免。朱文公伍拾丁石，而蔡西山壹拾玖丁石，游廌山、张横渠各壹拾陆丁石，刘云庄壹拾肆丁石，刘瑞樟、熊勿轩各捌丁石，黄勉斋伍丁石。盖士夫举监生员吏承之优免，各县所同，而先贤子孙之优免，则本县所独也。”[8]
为了取得这种优惠待遇，建阳刻书世家往往以名贤后裔自居，如刘弘毅慎独斋刻印《十七史详节》，就标明“五忠后裔”、“精力史学”。[9]
在这样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当时无论官刻、家刻、坊刻都以理学名著为主，多刻宋元理学诸子著作。悠久的刻书历史、理学名家的良好声誉和特别有利于建阳刻书发展的政治文化氛围，吸引了国子监乃至各地名士把经典著作和理学新作寄发建阳书坊刊刻。所以，建阳书坊稿源相当充足，销量也 大。
另一方面，当时官方对文艺的管理也使得书坊不敢轻举妄动刊刻违禁书籍。
关于明代前期戏曲、说唱传播的禁令为学界所熟悉，如洪武六年（1373）诏令禁限戏曲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这条禁令被写进了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布的《御制大明律》，永乐九年（１４１１）又再次出榜禁同类词曲的演出、收藏、传诵、印卖[10]。
这样的规定对说书同样有效，据褚人获《坚瓠集》辛集卷二记载，就是在后来通俗文艺已经颇为繁荣的嘉靖、隆庆年间，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骕还因为奴仆说平话而致罪[11]。
而关于小说传播的禁令现在所见似乎与建阳刻书关系较为密切。建阳书坊发展繁盛，必然也会产生一些非“经史有益之书”，由于建阳和建阳书坊引人注目的地位，“道所从出”、“文章萃聚”，官方对建阳刻书业的管理也较严。
如宣德正统间建阳知县张光启刊刻《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后不久，明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五事……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 ，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內外衙门及提调学校签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诏下礼部议，尚书胡滢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但欲取太医院药于本监治病原无旧例难从。上是其议。”[12]
李时勉的奏疏有可能是针对张光启刊刻《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而发的。李时勉的奏书中虽言“剪灯新话之类”，而没有直接提《剪灯余话》，但可能更为直接导致李时勉上书的是《剪灯余话》。
《剪灯新话》自洪武十一年成书，至此四海流传四十余年，且已多有刊本。《剪灯余话》大约成书于永乐十七年，张光启刊本是《剪灯余话》的第一个刻本。
《剪灯余话》作者李昌祺与李时勉同乡且为同年进士，曾经是好朋友，李时勉为李昌祺诗集作过序，永乐十八年还为李昌祺的《至正妓人行》作过跋，张光启刊本《剪灯余话》附《至正妓人行》及诸名公跋，李时勉之跋也在其中。
收入李时勉等名公之跋显然是为了提高《剪灯余话》的身价，但是否正因为如此而更引起李时勉的注意乃至反感呢？
历史细节无法还原，但从李时勉为《至正妓人行》写的跋可以知道，李时勉不赞成李昌祺撰写这样的作品，认为“公为方面大臣，固当以功名事业自期”。
对比《剪灯余话》诸篇，《至正妓人行》已属雅正。对于《至正妓人行》李时勉尚且认为不当用力于此，更不必说《剪灯余话》诸篇的“怪异之事”、“无根之言”；而且比之《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对于男女之情更多露骨描写，触犯时忌的内容也更多，多处讥刺永乐朝“失节”大臣，“同时诸老，多面交而心恶之”[13]。
李时勉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名臣，《明史》有传，为了维护礼教，甚至曾经“廷辱”洪熙皇帝，据说洪熙皇帝就是被他气死的。
可以想见，李时勉若读到《剪灯余话》，必然如鲠在喉。正统六年，李时勉任国子监祭酒，兢兢业业教诲国子监学生，终于因为“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沉迷于《剪灯新话》一类的小说而慨然上书建议禁毁。
而从“上是其议”看来，李时勉禁书的建议必然被采纳了，因为此后二十多年不仅《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未见传本，其他小说也少有流传，从现存刊本来看，成化以后才逐渐开禁。
又据施鸿保《闽杂记》记载：“宏（弘）治十二年给事中许天锡言今年阙里孔庙灾，福建建阳县书坊亦被火，古今书板尽毁，上天示警，必于道所从出、文所会萃之处，请禁伪学，以崇实用。下礼部议，遂敕福建巡按御史釐正麻沙书板。又嘉靖五年福建巡按御史杨瑞提督学校副使邵诜请于建阳设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员监校麻沙书板，且有官监校矣。”[14]
在建阳书坊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地方设置一名专任官员， 可见中央政府对建阳书坊的重视，也可见建阳书坊之繁盛。嘉靖十一年（1532），福建提刑按察司还专门就建阳书坊刊刻的四书五经出了一道牒文，明文规范刻书的文字差讹和版式问题。可见政府的监管是有力的。
所以，明代前期建阳书坊少有小说刊刻决定于当时小说创作情况，但也与书坊的读者定位和官方的政策导向与文化管理有关。
《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涂秀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9月版。
建阳书坊的经史类典籍和理学著作的刊刻自明代中叶以后有所衰退 ，一方面是因为统治阶层日益腐败，无力倡导和维护理学，另一方面是心学的兴起使理学热潮弱减。
心学的兴起对于建阳的文化思想影响不大，但客观上影响了建阳书坊刻书的稿源和销售。又根据《建阳县志续集·典籍》记载：“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书目具在，可考也。然近时学者自一经为书，外皆庋阁不用。故板刻日就脱落。况书坊之人苟图财利，而官府之征索偿不酬劳，往往阴毁之以便己私。不可慨叹。故今具纪其所有者，而不全者止录其目。好古而有力者能搜访订正而重刻之以惠后学，亦一幸也。”[15]
由此可见，明代中期建阳书坊刊刻经史类典籍乃至科举参考书的衰退有着诸多具体的原因，其中越来越暴露弊端的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建阳刻书有很大影响。建阳刻书的巨大支柱是辅助科举考试和蒙童学习的经史类普及读物，但八股考试改变了从前士子遍读经史的学习方式，使得建阳刊刻的经史类图书失去了销路而萎缩。而官府的征索又加重了书坊的负担，加剧了书坊的衰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又由于此时全国小说图书市场逐渐兴盛，建阳书坊因为本来就有着良好的通俗图书刊刻传统，所以，通俗小说很快成为书坊刻书的支柱品种。
明代建阳小说刊本现在所知131种，从万历年间余象斗刊刻《三国志传评林》之《三国辩》、《水浒志传评林》之《水浒辨》看来，现存的刊本只是当时刻书中的一部分，佚失的版本应该比现存的还多。
但是，建阳刊刻的通俗小说仍然有着建阳这个“闽邦邹鲁”、“道南理窟”明显的地域特色。这一地域特色充分体现在建阳刊小说的题材选择上。检视目前所知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可见其明显的题材特征，即以讲史、神魔、公案三种类型为主，其中讲史小说刊本69种，神魔小说刊本27种，[16]公案小说刊本18种。
从现存刊本来看，建阳书坊少有人情小说。人情小说在明代后期的主要类型是“艳情小说”，这类小说在嘉靖后期开始出现，到万历后期形成高潮，像《如意君传》、《痴婆子传》、《浪史》等作品大量出现，但是，现存刊本多出于江浙一带，而建阳刻本今见惟有种德堂刊《绣榻野史》。
其中“种德堂”是建阳熊氏书坊之一，但此《绣榻野史》不一定刊刻于建阳，因为明代后期熊氏种德堂在金陵有分店，其刊本有一部分刻于金陵。[17]而此本《绣榻野史》不是建阳刊小说常见的上图下文版式，而是图版夹于正文中间，左右两半叶合成一幅，上下卷各十二幅，是江南刊小说常见的版式。[18]
我们不能以现存小说刊本情况断言建阳书坊不刊艳情小说，但从存本在题材类型上的比例可以推断建阳书坊有着较为明显的题材取向。
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为典范的讲史小说无不是以纲常义理为旨归，宣扬忠孝节义、惩恶扬善。建阳书坊组织编撰和刊刻的神魔小说虽然是在《西游记》影响下产生的，但实际上都融合了讲史小说的影响，是讲史小说发展的一个支流。
这些神魔小说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志怪小说以鬼神为表现对象、追求怪异的叙事趣味，而是通过神仙佛道的修行故事，达到教人向善的目的，所以与讲史小说实异途同归， 为儒教之补。
而公案小说向来被视为广义的讲史类小说，建阳书坊刊刻的公案小说还经常与法律文书上下栏刊刻，是普及司法知识的一种手段，也是法律文书的派生物，当然既有益于教育，又符合理学的精神。
事实上，结合建阳书坊对通俗小说题材的选择来观照文言小说，我们会发现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的语体倾向也主要取决于题材的选择。文言小说中的剪灯系列和中篇传奇在题材上属于人情一类，特别是被称为“话本”的中篇传奇，其题材与通俗小说之艳情一类相接近。正因为题材的原因，建阳书坊极少刊刻。
从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的题材取向，我们不由得想到程朱理学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句“语录”：“明天理，灭人欲。”在通行的文学史和常见的文学研究论文中，说到程朱理学无不视之面目可憎，古代社会后半段社会生活的所有不合理，乃至文学发展之症结几乎都归之于“理学杀人”、“以理害情”。
几百年来人们对朱熹理学太多误解，朱熹思想在元明清三朝被树为官学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很多文人又往往因为政治话语的需要有意曲解朱熹思想。
事实上，朱熹集儒学之大成，建立了伦理、哲学、政治三位一体的伦理型理学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确实以“三纲”“五常”、“明天理、灭人欲”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但“三纲”“五常”思想其实早在《尚书》中就已萌芽，《论语》就已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千百年来成为封建社会普遍遵循的最高的道德原则，有其恒久的合理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朱熹强调“欲”与“人欲”的区别，“欲”是人性的本然，“食色性也”[19]，而“人欲”则是人所追求的私欲邪念，所以朱熹强调以理节欲。
有学者指出，这种表彰普遍道德原则的心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理性自觉，表达了在天、地、人三才之中，追求理想人格和完善道德原则，以更好地尽人性与尽物性，从而，赞天地之化育，使人与天、地并立，以实现当时理学家所向往的那种“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以道自任”的理想境界[20]。
这也是朱子学自南宋至于清代为有胆识、有魄力的帝王所推崇、为文人士大夫普遍认同的重要原因。在建阳刊的很多小说中，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朱子思想对作者的深刻影响。
正因为如此，理学思想成为影响建阳书坊刊刻小说题材选择的重要原因。尽管建阳刊小说题材类型上的特点有着文学发展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与当时文化政策有关，还与书坊长期大量刊刻史部图书以及讲史平话的积淀有关，但是最主要的生成动力是建阳地域文化形成的道德基准和书坊主的自觉选择。
在福建乃至全国，闽北地区是一个独特的区域，它分布于武夷山脉建溪一线，包括了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三州府，建阳则处于这一地域网络的中心。
这一地区被称为“道南理窟”确实非常形象景逸策略，因为理学家在这里扎堆出现。至少从南唐时代开始，建安江文蔚、朱弼都是名重天下的儒学名家。
宋代闽学的著名理学家从“南剑三先生”的杨时、罗从彦、李侗以下，武夷“胡氏五贤”：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以及游酢，刘勉之，刘子翚，到朱熹，其生活地域基本上集中于以建阳为中心的闽北走廊。
由于理学家如此密集，所以，闽学在闽北的影响非常深入，地位极其稳固，宋代“庆元党禁”中，闽北地区无一人充当反闽学的干将。[21]
朱熹去世正当党禁最烈之时，庆元六年（1200）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九峰山大林谷，参加葬礼的有六千人，其中不乏远道而来的朱子门人，但如此多的人数，必然更多的是本地人。
《闽学源流》根据历代文献统计，列出朱熹门人有姓名记载的511人，其中占比例最多的还是闽北三州府，有84人。通过门人弟子的递相承传，朱子思想源远流长。尤其在建阳，由于政府的扶持与嘉奖，从宋末到明清，大量立祠堂、建书院、修复闽学学者创办的书院，弘扬闽学精神。
元代、明代，朱子著作遍行天下，“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22]，宋以来的刻书中心建阳得天时地利，大量印行朱子等理学家著作。
同时，建州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唐以来世族汇集之地，早期移民从中原地区带来崇儒重教的传统，教育极为普及，是宋以来福建地区教育最发达的州府，而福建又是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
所以，建阳刻书家很多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的文化修养，宋以来不少书坊主都能亲自编书，他们很多都是幼读诗书、参加科举考试未能成功而重操父辈祖业的文人，如明代余象斗即如此。
朱熹等理学名贤使建阳山川为之生色，建阳人引以为豪，根据嘉靖《建阳县志》记载，小小一个建阳建有48座坊表，这些坊表以弘扬理学道统为主，题名多如“南州阙里”、“道学渊源”、“世家先哲，力扶道统”、“道学传心，斯文缵绪”等，最值得注意的是书坊所在崇化里的“书坊”坊表，“内八坊，曰崇孝，曰崇弟，曰崇忠，曰崇信，曰崇礼，曰崇义，曰崇廉，曰崇耻”，[23]由此可见建阳刻书所处的浓厚的理学氛围。
理学对建阳的影响至为深远，教育的普及更使理学深入普通民众，理学成为建阳书坊主自觉的思想意识，由他们编撰和刊刻的小说必然受到理学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影响，故建阳刊刻的小说在内容上重视社会性，在风格上则骨力刚健，以“天理”为旨归，着力于教化人心。
就是到了天启、崇祯，建阳书坊已逐渐走向衰落，对市场极为敏感的建阳书坊也仍然没有改变道德尺度以挽救自己的衰势。
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剪灯新话》、《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典范作品，一类是这些典范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作品。
典范作品大体都是江南刊本的重新编刻，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大奇书的各种版本占现存建阳小说刊本将近一半，其中绝大多数为简本。
典范影响下产生的作品也有一些版本来自江南，如三台馆刊杨尔曾编订《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如焕文堂印万卷楼刊本《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但是绝大多数出于建阳书坊组织文人自编。
这些作品因袭摹仿，其叙事水平与元刊平话比较接近，艺术成就远远无法与典范作品相比，因此，时至今日，这些小说已多被市场流通所遗忘，这是传播史上优胜劣汰的必然规律。
建阳刊小说的编刻类型有其深层的生成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稿源，特别是小说作者的构成。
对于建阳书坊来说，稿源的问题其实是书坊发展的瓶颈。当闽学发展走过了它的黄金时代，闽北文化复归于它山林的偏远和沉寂时，稿源问题特别突出的表现出来，并最终限制了建阳刻书业的持续发展。
随着明代弘治、正德以后封建统治能力的下滑，理学在民众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渐减退，建阳书坊理学著作和经史类著作稿源不足，这是明代正德、嘉靖以后建阳书坊向小说刊刻转型的重要原因。但是，建阳刊刻小说若要持续发展，小说稿源同样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建阳书坊不容易获得高质量的稿源。
从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全部作品和作者来看，典范作品的作者都不出于建阳，如“剪灯”系列的瞿祐《剪灯新话》和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篇传奇的（元）宋梅洞《娇红记》，白话长篇小说罗贯中《三国志演义》、施耐庵《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作者研究至今存在争议，但这些作者也与福建地区无涉。
典范影响下的作品其作者或者是建阳文人，包括建阳书坊主，更多的则是建阳书坊聘请的文人，多来自江西。笔者对“三国”、“水浒”、《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之外的90种刊本进行统计，除34种不明作者或不明作者籍贯之外，32种出自福建文人，其中以建阳刻书世家之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之作最多；11种出自江西文人如邓志谟、朱星祚、黄化宇、吴还初等；其他浙江、金陵、湖北、河南、安徽、甘肃等地各有少量，其中如冯梦龙等可能系伪托。
从已知情况来看，建阳书坊组织编撰小说的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文学修养不高。但他们中有的人阅读面很广，所谓“博洽士”，善于做编辑的工作。如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数种小说之外，还编校、集成《日记故事》、《新刊类纂天下利用通俗集成锦绣万花谷文林广记》、《新刊明解音释校正书言故事大全》等，就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等小说，严格说来也具编辑性质，因为都有所据旧本，结合史料及其他传说资料编写而成，所以，我们往往称之为“编撰”，而不称之为“创作”。
又如邓志谟，其编辑情况与熊大木非常相似，《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等小说之外，还有《山水争奇》等七种“争奇”、《故事白眉》、《故事黄眉》、《锲旁注事类捷录》、《古事镜》等等，编了很多书，基本都属于类书。
利用旧本，大量抄录史料及其他资料，拼凑痕迹比较明显，这是建阳书坊编撰小说的基本特征；甚至如公案小说，多转录、拼凑而更换书名。
由建阳书坊编撰和刊行的很多小说都具有开拓新题材的意义，如《南北宋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小说，开启了杨家将、说唐、说岳、列国志、包公等小说题材的创作；大量同类型小说的刊刻从小说史发展的角度、从小说文体与小说类型形成的角度、从普及小说接受从而推进小说发展的角度来说有其重要意义，但若每一部小说单独分析，其叙事艺术成就不高。
明代小说的典范之作多已在嘉靖之前产生，但是，为数很少的几部作品远远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而此时通俗小说的创作尚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因此建阳书坊主以其商业敏感率先组织文人编撰小说，对于小说的发展显然有其重要意义。
可惜的是，建阳书坊未能与高水平小说作家合作，未能获得高质量稿源，这是与建阳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宋代闽北地区曾为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这有着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带动闽北地区文化发展的理学属于山林文化，它不依赖于城市的发展，甚至它必须逃避城市发展的喧嚣，它要求学者远离城市归于山林，读书思考，涵泳性情，正如李侗传于朱熹的指诀：“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闽北由于武夷山的阻隔，有深山大川之静僻，非常适合理学家体认天理的默坐澄心，同时离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临安不太远，若以当时的半壁江山而论，建阳甚至正好处于全国中心的位置，因此又很方便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家感触国家民族命脉，适时干预时事。这是闽学能建立集大成的思想体系，而又能成为主流意识的客观原因之一。
然而，时至明代中叶，山林文化衰微，城市文化成为主流，而通俗小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城市化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
从宋元话本、元刊杂剧来看，很多小说戏曲都出自“古杭新编”，苏杭一带由于城市规模大，经济发达，是小说戏曲之渊薮。而且江南地区当时事实上已初步形成以苏、杭为中心城市的经济区，包括镇江、应天（南京）、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等地在内，类似于今日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层级的市场网络。
江南地区人口密集，明代，苏州、杭州与北京、南京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比如苏州，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四十九万一千五百一十四，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三十 。弘治四年，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九，口二百四万八千九十七。万历六年户六十万七百五十五，口二百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24]
可以想见，在江南地区这个庞大、密集的人群中，有多少艺术人才，有多少热衷小说戏曲的读者，每天演绎着多少小说戏曲取之不尽的市井故事素材。
而闽北，历来以山林文化著称，它培育出了唐宋以来大量的诗人和学者，武夷名山曾吸引众多道、释修行者。兴于宋代的建阳刻书正源于此深厚的文化意蕴。
但是，它处于深山，刻书兴盛的麻沙和书坊更是两个远离尘嚣的秀美山村，明代的建阳经济文化都不发达，就城市化的发展程度来说与杭州、苏州、金陵等地相比更是望尘莫及。由于计产育子、溺婴等习俗，建阳乃至福建人口长期增长不大。
根据万历《建阳县志》卷三“籍产志”记载，万历二十年建阳人口为“户二万五千四十六，内寄庄户二百二十三，口八万三千三百七十一”。[25]又由于福建山水阻隔的地理特征，福建从来未能形成调控全局的文化中心，闽人善于经商，但是，福建的商业贸易也始终未形成统一的区域性市场网络。
闽南地区商业贸易发达，宋代泉州刺桐港、明代漳州月港都曾经非常兴盛，一度甚至成为全省的经济中心，但以闽南一带为中心主要向海外辐射，与闽北、闽西内地的交流由于交通不便相对较少。
明代景泰年间至于天启，是漳州月港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建阳刊刻小说的兴盛时期，但是，我认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闽南对外贸易的商品中也有“建本文字”，但是，建阳书坊刻书是以江南刻书为向心的，其版本翻刻、编撰取材、图书集散都主要与江南地区交流，从图书销售的角度说，通过江南地区流向全国的市场绝对要比通过闽南流向海外的市场大。
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建阳书坊相当于当时全国图书行业的小商品生产（加工）地，小作坊密集，生产成本较低，生产水平也较低，但生产量很大。
城市文明和市民文化的发展先天不足，没有喧嚣城市那家长里短的丰厚积累，天马行空的空旷想象也受阻于触目的群山，缺乏叙事文学丰厚的土壤，必然，建阳的小说编撰和小说刊刻缺乏原创性大手笔的精品。
建阳经济不发达，在宋元时期尚有银矿和建茶产业，至于明代，则惟以书坊书籍为当地最大产业。
万历《建阳县志》卷三“赋役”说：“今潭产至单微。”[26] 卷一记各乡市集：“在乡一十六里乡市各有日期。如崇化里书坊街、洛田里崇洛街、崇文里将口街，每月俱以一六日集……是日里人并诸商会聚，各以货物交易，至晡乃散，俗谓之墟。而惟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诸商皆集。次则崇洛绵花纱布二集为大，余若崇泰里马伏、石街、后山街……则聚无常期，亦不过鱼盐米布而已。”[27] 明代建阳产业单一，商业不盛，经济相对落后。
明代，似乎福建文化的辉煌已成过去，特别闽北地区区域文化呈明显弱化趋势。
从一些数据统计看来，明代福建进入政府中枢的官员已经很少，远远无法跟宋代相比，跟邻近的江西相比也大为逊色。明代闽北乃至福建都已经很少产生著名文人，像明初杨荣那样的名人极少。
以科举及第情况来说，明代与宋代远远无法相比，而嘉靖以后闽北地区更明显衰落，明前期该地区进士总数119人，而嘉靖及其以后只有66人，仅占明代该地区进士总数的35%；从各科平均及第人数来看，嘉靖以前每科及第近3人，嘉靖以后则为1人左右。
而状元、榜眼、探花这三鼎甲中，仅明初洪武十八年（1385）建阳的丁显中状元，其余空无一人。[28]根据万历《建阳县志》卷二“书院”之“同文书院”条下小字记载，“其地方业儒者少” [29]，建阳县学生员也不多。
显然，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衰退，闽北本地较少产生人才，也留不住人才，更不能吸引外来人才。这是建阳刊小说作者构成的根本原因。建阳经济文化不发达，民间资金积累薄弱，使得建阳书坊主未能有大手笔、大魄力向外地组织高水平的作者和稿源。
而建阳之外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也许已经具备了创作较高水平小说的力量，但是，又缺乏像建阳书坊这样的组织推动力，很遗憾，同时期同样未能产生高水平小说。于此可观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小说面貌生成之一斑。
假如说稿源问题还主要决定于客观条件的话，小说的版本面貌、版式特征则不能不说是建阳书坊的自觉选择了，建阳书坊有其明确的读者定位和销售策略。
建阳刻书集中于崇化书坊和麻沙两个乡镇，熊、刘、余、杨等几大刻书家族之外，还有很多书户，几乎家家刻书。
建阳书坊刊小说现存版本都很复杂，版本复杂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每一部小说行世之后，都有好几家书坊竞相翻刻，现存版本往往是好几家书坊刻本拼凑而成的，或者书版为别家书坊获得后挖改[30]。
书坊以家庭为单位，各书坊之间虽有合作[31]；但从同一姓氏有好几家书坊，而且版面题署常见挖改看来，可能竞争多于合作。
这样的民间商业经营形式一方面具有优长，小作坊运作，经营方式比较灵活，为求销售、竞争市场，在刻书内容和版式上力求创新。另一方面也有严重局限，那就是资金薄弱，资本积累与文化积累层次低，小本经营，尽量压低成本。甚至因恶性竞争而导致盗版、偷工减料等，最终彻底毁坏了建阳刊本的声誉。
与建阳刊小说作者少名家相比，刻工水平更为直观地表现出来。建阳刊本大部分给人这样的印象：图像简陋，多错字、俗字、字句脱漏，版面较为拥挤，小型开本等。因此，历代文人对建阳刊本多无好评。
即以版式而言，建阳刊小说有其明显的特征，即上图下文的版式。据笔者统计，在现存131种建阳刊小说版本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上图下文的版式。
上图下文的版式，几乎是建阳刊小说的标志性版式，人们往往以此作为判断是否出自建阳书坊的重要标准。
建阳刊本小说上图下文的版式有其悠远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是建阳书坊刻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有的版刻风格。
从版画艺术的角度，对于宋元建阳本上图下文的版式及其版画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
诚然，在版画艺术发展史上，建阳刊本有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插图版画发展至于万历时期，金陵、新安等地版画精美佳作如林，相比之下，建阳刊本小说插图比之宋元似乎更为简率了。
若以建阳刊本上图下文小说中的一幅图与江浙本同题材小说插图中的一幅进行对比，建阳刊本实远为粗朴稚拙。建阳刊小说大量的图像都是略具形似而已，绝大部分的图像构图雷同，同样的图像在一本书中、乃至在好几本书中重复出现而用以表现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是很常见的。
房屋无论家居还是酒肆、旅馆、寺庙道观，造型一律，只以门上表明“店”字、“庙”字等区别。插图很少背景，往往只有很简略的人物动作，人物造型也没有大的区别，更没有人物表情等细致的刻画，雕刻确实非常粗糙，客观地说艺术价值不高。
那么，是否由于建阳缺乏优秀的刻工呢？建阳不乏技术精良的刻工，根据方彦寿统计，嘉靖《邵武府志》、《建宁府志》、《建阳县志》至少有84名刻工多次参加雕刻；而崇祯年间何乔远《闽书》的刊刻，征集了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建宁五府近120名刻工，其中将近50名来自建宁府。[32]
官府主持刊刻的这些方志都质量很好，刻工精美。现存宋、元、明建本无数，绝大多数的经史子集类图书都是刻印精美的善本。
这一方面在于经史子集往往由官方或个人委托书坊刊刻，书坊必须按照委托要求刊刻，同时资金也较为充足；另一方面是由于经史子集的读者定位在于较高文化层次的人群，这个人群同时也是经济能力较好的人群，消费能力较强。
建阳书坊刊小说少量版式是卷首冠图、单面全幅的形式，如人瑞堂刊《隋炀帝艳史》、熊飞雄飞馆刊本《英雄谱》等，图像精美，多出于明代后期，明显受江南刊本影响，可能不刻于建阳本地。
《英雄谱》插图刻绘者刘玉明，据方彦寿考证，是著名刻工刘素明的弟弟。刘素明长期生活于外地，经常与金陵、杭州、徽州等地的版画家合作，故学界对刘素明籍贯有多种说法，方彦寿根据建阳书坊《贞房刘氏宗谱》记载认定刘素明是明代建阳刻书家刘弘毅的五世孙。
《三国志演义》版本中有一种吴观明本，刻工吴观明为建阳人，但一般认为此本也不刻于建阳。从这些情况看来，建阳刻工中的一些翘楚都主要活动于江南一带。
这不是偶然的，福建的书画界从来不乏才俊，如宋代蔡襄、蔡京的影响及于全国，著名画僧惠崇便是建阳僧人，至于明代，书画界亦颇多闽人，但他们多供职于朝廷，或主要活动于福建之外的地区。这种情况正是由当地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明代建阳刊小说少量标署了刻工名字。这些小说多上图下文，刻工名字往往标于图像上，可能是专门刊刻图像的刻工。
如正德六年（1511）杨氏清江书堂刻印《剪灯新话》，署“书林正己詹吾孟简图相”。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刊本序言中说明图像刻工是叶苍溪。
建阳刊多种《三国志传》版本都题“次泉刻”，万历间乔山堂刘龙田刊本题“三泉刻像”。 李仕弘昌远堂刻本《全像华光天王南游志传》末叶插图题“刘次泉刻像”。 芝潭朱苍岭梓《唐三藏出身全传》题“书林彭氏□图像秋月刻”。
这些刻本中有些图像质量较好，如叶逢春刊《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但大多数刻本图像较为简陋。
从建阳刊小说的整体情况来看，建阳刊小说的刻工绝大多数不是名家，而且往往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跟金陵、新安等地刻工多署名的情况对比，建阳刊小说不署名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建阳刻工没有专业意识，建阳书坊不重视刻工素质。
曾有论者以前人所谓“建阳故书肆，妇人女子咸工剞劂”[33]为据说明建阳刻书业是多么发达。而我认为，妇人女子都能刻书固然说明建阳刻书业刻工需求之大，但也恰恰说明建阳刻书业刻工素质不高，不一定是专业刻工，很可能是妇人女子闲时兼作。
这是符合建阳地区的经济文化状况的。闽北是福建的粮仓，所以本地的生业结构向来是以农为本，农闲之时帮点工贴补日用，至今如此。
由于偏僻闭塞，信息流通少，如《邵武府志》所称，“奇技淫巧，不接于目，故工安其拙，舟车不通，故商贾不集”。有学者认为，闽北长期作为物资输出地的社会经济特征，使其安于本土，勤务农、力稼穑，导致商品经济的萎缩及民风的变化。[34]
建阳并不发达的经济状况和建阳书坊的小本经营，使之无力聘请书画名家和著名刻工。以农为本的生业结构使书坊的商业经营成本很低，衣食无忧的小农经济形态使其没有发愤商贾的奋斗精神，又由于相对的闭塞，因此书坊和刻工安于现状，只求微利，不思进取，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不像新安人那样，书坊主有意刊刻传世之作，刻工则立志成为名刻工。
事实上，建阳刻书的地理条件、经济文化状况在其发展之初就已经存在，但宋元时期因为理学的兴盛等各方面的天时地利，建阳刻书先天的营养不足没有暴露出来。而书坊主们显然斟酌过自己的实力，经济的实力，文化的实力，选择了基层读书士子为对象，在版本、版面、字体、用纸、刻工等方面都没有太高的要求，唯有实用与普及。
对比宋代建阳坊刻（家刻）与官刻、以及其他地区的坊刻，就可见出这样的特点。
明代建阳书坊的小说刊刻也正是如此，把自己的销售定位于文化层次较低、消费能力较弱的普通民众。如上图下文的版本形式，就体现了书坊主以图释文、以图补文的刻书理念，正是其普及通俗经营策略的直观体现，也是有着强烈商品意识的出版手段。
事实证明他们的策略在很长时间内是有效的，从元代到明代万历的小说图书市场中，建阳书坊占了很大的份额。不可低估建阳书坊商品意识与出版手段的重要意义，他们在竞争市场、拓宽销路的同时也普及了文化。
当然，对于书价，目前未见能直接说明建阳刊小说价格的资料。结合沈津等学者所列举的一些书价，我试图作些推论。
建阳刊本中有些书价格不菲，如《大明一统志》，九十卷，十六册，万历十六年（1588）杨氏归仁斋刻本，刘双松重梓，每部实价纹银叁两。
《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七卷，明李攀龙辑。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居仁堂余献可刻本。藏美国哈佛，计四册，扉页刻“唐诗训解。二刻。李于麟先生选。书林三台馆梓”。钤有“每部纹银壹两”木记。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170卷），宋祝穆辑。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元富大用辑。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书林刘双松安正堂刻本，共三十七册。每部实价纹银叁两。[35]这些著作的读者定位较高，应该是经济能力较好的读书士子。
同时期有的书价格略低，如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万历三十九年（1611）刘氏安正堂又刻有《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价银壹两。
此书未注明册数，沈津怀疑有误，认为没有理由会这么便宜。但若以卷数来比较的话，《新编古今事文类聚》221卷售价三两，此125卷售价一两，则似乎相差也不是特别大；更重要的是从题目和卷数来看，《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应该是个更为普及的本子，未知版式与《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是否有差异，但可能定位是购买力略差的读者群。
又根据方彦寿记载，崇祯元年（1628）陈怀轩刊刻明艾南英编《新刻艾先生天禄阁汇编采精便览万宝全书》三十七卷，扉页有“每部价银一钱”字样。这部书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读者定位相似，都是普及性著作。所以，这么便宜的价格是可能的。建阳刊小说所定位的读者群与此相似或略低，价格应该也相接近或略低。
还有另一个参照系，即曲词刊本的价格。据沈津介绍，《新调万曲长春》，六卷，明程万里撰，三册，明万历年间书林拱塘金氏所刻。每部价银一钱二分。
同类著作，杭本价高。如《月露音》四卷，八册，写刻精美，图尤雅致。万历杭城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捌钱。可见，建阳刊本价格不及杭本一半。曲词较雅，定位应该是比小说读者文化水平略高的人群，消费能力也略高，因此，建阳刊小说应该比《新调万曲长春》的价格水平略低。
综合起来考虑与推测，比如二十卷的《三国志传》，大概是四钱左右的价格。对比《列国志传》姑苏龚绍山刊十二卷本每部纹银壹两的价格，和《封神演义》舒文渊刻二十卷本每部纹银贰两的定价，则建阳本的价格优势很明显。明代文人对各地图书质量与价格多所议论，此推论或许相去不远。
以上从明朝的社会政治与政策导向、从建阳的经济文化以及作者、刻工等各方面分析了建阳刊小说地域特色之所以形成的诸多原因，对建阳刊小说的艺术价值作了相对客观的评价。
然而，建阳刊小说在小说创作和传播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建阳丰富的林木资源使刻书具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其悠久的刻书传统足以在读者心中树立无形的品牌，它拥有当时全国数量最多的书坊，由于低成本运作，它能让江浙精雕细刻的书坊难以实现的大批量快速刻书成为现实，这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来说，甚至与高质量的稿源同样重要。
《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可能成书于元末明初，但由于没有刊刻，当时知道的人很少，流传相当有限。嘉靖元年到万历中期，《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江南等地的刊刻还不是太多，可是，建阳的版本已经有几十种，有的书坊板片因刷印太多模糊了而新雕。嘉靖开始建阳书坊大量刊行通俗小说，这些小说以其刊刻迅速、价格低廉而把通俗小说向最广大的民众普及。
从熊大木开始出现的通俗小说新编虽然今天看来艺术粗糙，但当时一再翻印，也为江浙等各地书坊大量翻刻，最大限度地普及了通俗小说。通俗小说的繁荣造成了小说传播的巨大声势，也更扩大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影响。
可以想象，若没有通俗小说繁荣的局面，没有大量的通俗小说培养大量的读者，那么《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名著独秀于空林，恐怕像一些文言小说那样逐渐被遗忘并不是不可能的。
以嘉靖之后通俗小说刊刻的盛况反观明代初年通俗小说的刊刻，我们不能不肯定建阳书坊对于小说创作与传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释：
[1] 此就目前所见所知统计，包括一些已佚版本，还包括现存一些上图下文版式的残本（残叶），学界一般归为建阳刊本。同一种小说若存不同版本，以不同版本数计。以下涉及统计数字，亦以此为标准。
[2] 国内现存《剪灯新话》明刊本四种，建阳刊本占了两种，在《剪灯新话》的刊刻中建阳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张光启刻本是《剪灯余话》的第一个刻本，在《剪灯余话》的传播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与建阳总体上较少刊刻文言小说并不矛盾。根据学界研究可知，《剪灯新话》的明代刊本并非仅此四种，洪武永乐年间已有刊本，但已不存，永乐十九年之后由瞿暹刊刻的本子国内不存，但朝鲜、日本的本子多源于此本。张光启“命工刻梓”时《剪灯新话》已经是“四海盛传”了。另外，张光启出于文人雅好与推广《剪灯余话》之意合刊二书，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此后“剪灯系列”出现的一系列新作，尚未见建阳书坊刊本。
[3] 叶盛《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第213页。
[4]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刻本影印本，第1402册，第82页。
[5]《明实录》第二十八冊，《太祖洪武实录》卷二百0九，长乐梁鸿志民国二十九年影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鈔本，第九叶。
[6] 施鸿保《闽杂记》卷八“麻沙书板”，光绪戊寅（1878年）申报馆印。
[7] 佚名《松下杂钞》卷下，孙毓修编《涵芬楼秘笈》第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据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影印本影印，第三册，第368页。
[8]《（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50页。
[9] 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10] 参看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4页。
[11] 参看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12] 《明实录》第九七册，《英宗正统实录》卷九十，民国二十九年影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六叶。
[13] 祝允明《野记》卷一， 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
[14] 施鸿保《闽杂记》卷八“麻沙书板”，光绪戊寅（1878年）申报馆印。
[15] 袁铦《（弘治）建阳续志》，齐鲁书社1995年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明弘治刻本影印本，史部第176册，第87-88页。
[16]其中包括近年由潘建国发现的书林文萃堂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见潘建国《海内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考》，《文学遗产》 2008年第5期；叶明生发现的书林忠正堂刊《显法降蛇海游记传》，现存清乾隆十八年文元堂重刊本，参看叶明生《海游记校注》，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民俗曲艺丛书》2000年版。
[17] 刘世德《（三国志演义）熊成冶刊本试论》，《文献》2004年第2期。
[18]当然并不排除此本刻印于建阳。很有意义的是，由此亦可见明代后期建阳书坊与江南书坊的合流。此合流体现在多方面，一是建阳书坊刻书地点的迁移，如建阳叶氏、余氏、熊氏等刻书世家都于金陵设立分肆。二是刻工的合流，建阳的优秀刻工如刘素明既为建阳书坊刻书，又为江南书坊刻书；建阳书坊也聘请江南刻工，如余君召刊本《英烈传》刻工署王少淮；建阳书坊还聘请建阳与江南的刻绘名家联手合作，如萧氏师俭堂刊戏曲《幽闺记》即为刘素明与版画高手蔡元勋、刘松年的合作。刘素明还与江南很多刻绘名手合作为江南书坊刻书。三是版面形态，明代后期建阳书坊不少刊本，如熊飞刊《英雄谱》、人瑞堂刊《隋炀帝艳史》，以及大量的戏曲刊本，都是江南刊本所常见的大幅全图的插图版式，故而学界多认为这些刊本不刻于建阳本地。而建阳书坊刊本的插图形式也影响了江南刊本，除江南刊本也有上图下文的版式外，如余季岳刊《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所用的月光版插图形式就为后来李渔刻书所采用。建阳书坊与江南书坊的合流推动了明清刻书业的发展，推动了小说艺术的发展，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由于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建阳书坊在刻书业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被淡化，建阳书坊逐渐消亡了，但建阳书坊的刻书和经营经验融进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刻书业的长远发展之中。
[19] 《孟子章句》卷一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四部要籍注疏丛刊·孟子》，第89页。
[20] 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21] 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22] 王颋点校《虞集全集》上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8页。
[23] （嘉靖）《建阳县志》卷四《治署志》附坊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
[24]《明史》卷四十，志第十六，地理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冊，第918页。
[25] 《（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41页。
[26] 《（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43页。
[27] 《（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265页。
[28] 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29] 《（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00页。
[30]比如《全汉志传》的版本即如此，序文、卷端的题署和卷终的牌记所署书坊不一。
[31]如余彰德与余象斗就曾合作刊刻《古今韵会小补》。
[32] 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90页。
[33] 方日升《古今韵会举要小补》卷首，李维桢撰《韵会小补再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二一二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34] 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35] 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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